这里强调的是政治真正的职责。
《周易》形上学的探讨与对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国文化的哲学基础的探讨有关。持战国说者为平心，主要是对郭沫若三十年代观点的阐发和补充。
总之，台岛学者在易学文献的辑佚、考证方面成绩较为突出。沈瓞民著《周易孟氏学》、《周易孟氏学补遗》、《孟氏易传授考》、《汉魏费氏易考》、《周易马氏传辑证》，言必有宗，理无旁举。卷后佚书，包括六篇内容，即《二三子问》、《系辞》、《易之义》（廖名春根据帛书中的一些残片定名为《衷》）、《要》、《缪和》、《昭力》。而且具有深湛之哲理，影响于儒家道家哲学思想这甚巨。……所谓三极，所谓三才，所谓天道、地道、人道，皆易之体系原理也。
两者既明，再据经文为史料，作各项研究。附录部分一为《先秦诸子之周易说》，一为《本书引用周易注释书目》。历史地讲，儒本来是一种相礼和教育的职业，经由孔子的改造发展才逐渐形成了儒家这个学术思想流派和志业意义上的以儒学为业。
……一个人得确信，即使这个世界在他看来愚陋不堪，根本不值得他为之献身，他仍能无悔无怨。5然而，由于大陆新儒家的出场，价值信念多元化的诸神之争，以及秉持各种不同学术信念与理论立场的以儒学为业者之间，乃至在持有或激进或温和的不同儒家主义信念的儒家学者内部之间的分歧、冲突与斗争，注定是势所难免的。不过，职业和志业在意涵上可能存在明显的差异，前者多指人们所从事的某种作为谋生手段的工作，而后者则指人们依照自己的志趣所从事的某项值得为之献身的有意义的事业。有见于西者，可能无见于中。
如果我们承认孔子才是创立了儒家学派的宗师，那么，说中国人天然是儒家便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孔子之前的中国人依然是中国人而不一定是儒家，即使是孔子之后的中国人也同样是如此。换言之，韦伯所论说的乃是一个人决定献身于学术或政治并以之作为职业究竟意味着什么的问题。
1值此价值多元之际，真正能够深深打动人心的，也一定是这样一个理性成熟的儒学家,他意识到了对自己言论、思想与行为后果的责任，真正发自内心地感受着这一责任。在我看来，从责任伦理的意义上讲，秉持如此这般信念伦理的所谓儒家,对于儒学创新或者儒学在当今中国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可能做出什么实质性的贡献，因为他们绝对而纯粹的信念伦理只能使他们成为不问后果、不负责任的儒家,或者只能使自己成为当今中国的一种狂热的宗派! 三、时代需要儒学家而不仅是儒家 王国维先生尝言：今日之时代，已入研究自由之时代，而非教权专制之时代。那么，何以以政治为业须遵循责任伦理呢?这与韦伯对政治的独特理解是密不可分的。尽管在各种立场或类型的以儒学为业者之间也不乏愿意和平共处、展开良性学术对话与思想互动者，甚或亦有转变立场而归依到对方的学术思想阵营中者，譬如从自由主义学者转变到大陆新儒家阵营。
韦伯由这样一种对国家与政治的独特理解，所推导出的一个自然而必然的结论就是，政治的运作，要依靠以暴力为后盾的权力这种十分特殊的手段,而正是正当暴力本身这一特殊的手段及其所具有的特定用途，决定了政治中一切伦理问题的特殊性,亦即任何想从事一般政治特别是打算以政治为业的人，势必让自己周旋于潜藏在一切暴力之中的恶魔的势力之间，有时为了获得‘善的结果,甚至不得不采用道德上令人怀疑的、或至少是有风险的手段,而且还要面对可能出现、甚至是极可能出现的罪恶的副效应,因此，这也就要求他必须认识到这些道德上的两难困境而必须明白，对于在这些困境的压力之下他可能发生的变化，要由他自己负责。如果我理解不错的话，韦伯所说的业主要是指职业的含义，然似亦含有志业的意味，因为对韦伯来讲，无论是学术还是政治的职业，都要求从事者为之献身或负责。在历史上，儒家的具体身份和角色以及儒学的学术思想类型与社会实践形态从来都不是单一性质的，而是复数性质的存在，正如美国学者包弼德所言，没有任何一种传统是一种单一的信念或一套统一的实践。相反，在政治领域里，致命的罪过说到底只有两种：缺乏客观性和无责任心，这两者虽不总是，也常常是一回事。
就此而言，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便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互为补充的，唯有将两者结合在一起，才构成一个真正的人——一个能够担当‘政治使命的人。杨鑫，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 进入 林存光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儒家 。
不过，也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从学术上为实践方面的立场作鼓吹是不可能的,从原则上说，这样的鼓吹没有意义，是因为世界上不同的价值体系有着相互冲突的立场。尤其是，因价值多元而可能导致人们的思想日益陷于混乱、儒学的热潮易于使人们的信念日益陷于宗派的狂热的时代状况下，儒学家的多元存在及其对儒学所持不同观点和看法的共同在场肯定比持儒教信念至上的大陆新儒家的独家存在，更能够让我们保持足够清明的头脑,乃至能够使我们避免迷失在一元独断论的儒家宗派的狂热信念中。
继张先生之后，方克立先生亦积极提倡多元文化的兼和之道亦即综合创新之道，而且还进一步提出了马魂、中体、西用的三元兼和模式，这一模式充分体现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时代特征。张岱年先生曾提出一种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的兼和观，正如方克立先生所说，兼和范畴可谓深得中国传统强调多样性的统一的重和思想之精义。当然，马克思主义学者与大陆新儒家之间的思想分歧与学术论争，不仅仅是理论立场与价值信念之争，而是由不同的理论立场与价值信念而产生的对于儒学之实质性看法与观点的学术异见之争。然而，秉持绝对信念伦理的大陆新儒家却毋庸置疑且一味地向人们宣示这样一种儒学一元独尊和儒教至上论的儒家主义的激进立场与信念。对这样的儒家而言，儒学不可能只是一种学术性的职业,亦即儒学研究不可能仅仅是一种专业化、知识论性质的学术或科学工作，而只能属于是一种绝对的价值信念性质的问题，是一种需要全面复兴而值得为之献身的政治性和宗教性的志业。当然，儒学家的称号可能不足以涵盖他们的所有学术成就与思想贡献。
然而，秉持复古更化的绝对信念、极力主张全面复兴儒学和立儒教为国教的大陆新儒家的现身与崛起，以其毋庸置疑的既崇儒反马而又拒斥西方自由民主的绝对信念以及极富意识形态色彩的高调立场，无疑又在当今中国重新挑起了近代以来就一直困扰中国人的古今中西之争的信念之火。故其甫一出场，就接连引发和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学术、思想和政治意识形态的论辩、冲突与斗争，诸如儿童读经之争，立儒教为国教的意识形态之争，国学立为一级学科之争，儒家宪政主义与中国王权主义之争，为尊王、忠君与三纲正名之争等。
他们立场鲜明，态度决绝，亟欲以儒学儒教取代马克思主义，或者急切地希望借助于国家政权的力量立儒教为国教，重新恢复儒学在历史上曾经拥有和享有的独尊性的王官学的绝对权威地位，以期建立或复辟政教合一的儒教国家。始终一贯地继承五四启蒙精神，坚持从王权主义历史观和阴阳组合结构思维特点的角度来研究传统儒学和现代儒学亦给予其一分为二的分析与评价的刘泽华先生，则堪称启蒙主义儒学家的代表。
时下的每一个以儒学为业者，只要精神尚未死亡，就必须明白，我们都有可能在某时某刻走到这样一个位置上。2在这一意义上，当下中国所最急切需要的也许正是超越各种不同立场和信念而积极探寻兼和之道的儒学家,而不是一味自我标榜自己儒家立场的儒学家。
由于秉持不同的立场和信念，故我们亦可将他们分别而具体地称作马克思主义儒学家、自由主义儒学家、社群主义儒学家以及文化保守主义儒学家等等。唯无所向者，则无所不通。而从认同、阐释和弘扬儒学的志业意义上来讲，即使是抱持同样的儒家立场，但我们可以明确观察到的一种复杂现象却是，有许多学者所秉持的明显是与大陆新儒家具有很大差异的立场和态度，他们不像大陆新儒家那样绝对地强调儒家一元独尊或儒教信念至上，而是承认价值信念的多元事实，并认为儒家与儒教信念只是多元中的一元而已，当然，他们也愿意像熊彼特所说的那样，理解自己信念的相对正确性而又毫不畏缩地支持它,而且认为这才是文明人区别于野蛮人的地方。也许主张重建儒教的人会说，儒教早在孔子之前就被伏羲创立并已经存在延续了几千年了，但这一说法不过只是出于其个人的信念抉择而已。
因此，为了避免多元价值信念之间的诸神斗争导致国人的意识撕裂，为了使持各种不同立场与信念的儒学家能够和而不同、和谐共处，并通过健康互动与良性对话的方式与途径来共谋儒学的未来发展，共同推动儒学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积极寻求多元价值信念的诸神共和之道，这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绝对有益的。换言之，在课堂上，教师不应扮演领袖或充当先知的角色，在课堂里，唯有理智的正直诚实，才是最有价值的美德。
为了区别于党派色彩强烈且已被污名化的儒家,我更愿意称这样的以儒学为业者为儒学家。(《淮南子·氾论训》)所谓唯无所向者，则无所不通,从以儒学为业的意义上讲，唯能超越各种不同立场与信念的儒学家,才能会通融合古今中西抑或中、西、马而无所不通。
故东面而望，不见西墙。从科学性职业或专业化学术教育的意义上讲，我认为，韦伯所强调的所有这些，都同样适用于以儒学为业者。
正因为有着极为深刻的原因，所以价值多元的相互冲突与学术思想的是非纷争亦即诸神之争是不可能被根除掉的，它不可避免地构成了人们现实生活领域中根深蒂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对于我们来说，‘政治就是指争取分享权力或影响权力分配的努力，这或是发生在国家之间，或是发生在一国之内的团体之间那么，何以以政治为业须遵循责任伦理呢?这与韦伯对政治的独特理解是密不可分的。在我看来，从责任伦理的意义上讲，秉持如此这般信念伦理的所谓儒家,对于儒学创新或者儒学在当今中国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可能做出什么实质性的贡献，因为他们绝对而纯粹的信念伦理只能使他们成为不问后果、不负责任的儒家,或者只能使自己成为当今中国的一种狂热的宗派! 三、时代需要儒学家而不仅是儒家 王国维先生尝言：今日之时代，已入研究自由之时代，而非教权专制之时代。
在我看来，我们亦可仿韦伯之意而就以儒学为业的问题发表一些个人看法，以期引发人们对该问题的关注以及进一步地思考与讨论。尽管在各种立场或类型的以儒学为业者之间也不乏愿意和平共处、展开良性学术对话与思想互动者，甚或亦有转变立场而归依到对方的学术思想阵营中者，譬如从自由主义学者转变到大陆新儒家阵营。
二、秉持信念而不负责任的儒家 正如韦伯所说，以宗教为业意味着秉持或恪守一种不问后果的绝对伦理或信念伦理,与之不同，以政治为业则意味着应秉持或遵循一种为自己行为的可能后果负责的责任伦理。反之，有见于儒者，也可能无见于马。
有见于西者，可能无见于中。不过，这种出于忍无可忍的公开表态确乎向人们明确表达了这样一个发人深思的信号，那就是当代儒家内部的分歧与分化，尤其是其中一派不承认大陆新儒家的说法或为大陆新儒学(家)重新正名的做法，事实上暗示了他们的这样一种深深的疑问与忧虑，即先前被人称作大陆新儒家的儒家不是他们心目中真正的儒家,而且更加令人愤慨的是，真正的儒家被先前所谓的大陆新儒家污名化了。